我在“文革”期间打麻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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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“文革”期间打麻将

  我打麻将的时间很早,在1970年——那时还敢打麻将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,就象现在不打麻将的人一样。  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

  那一年父亲作为“反动技术权威”、“特务分子”被押在矿井下推矿车,每月发生活费10元;母亲被关押在“五不准学习班”交代问题,病重仍不准出来;我下放在农村。 我回家后不忿闯进学习班与他们论理,被绑了起来,说是搞破坏。

最后他们放我回家,仍不准母亲出来,只是允许我们送饭去。

  妹妹还在家。 她66年初中毕业,未能被推荐上高中,遂被工厂招了工。

这时也被父亲单位的“造反派”赶了回来,硬逼着她下乡。

正好宁夏的堂兄来了信,说他那里少数民族地区也许可以不下乡,可以安排一下,要我去一趟。 为了妹妹不下乡,也想为自己找条出路,我决定去宁夏。

  没有路费,只有扒货车。

我从下乡的地方走了几十里路到了铁路线,乘夜上了一列货车直到郑州。 不敢再往前扒,怕搞错了方向,于是买了一小站去洛阳方向的票,到站下车后再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扒车。   车到洛阳停了,已是夜晚。 我在车站转悠,准备有了适当的车再扒。 忽然有人凑过来,说:“你是往前边去的吧?那边风紧,我还挨了打,你看!”他指指自己的脸。

这人年龄跟我相仿,拎着个时髦的包,脸上看着是有点肿。 听他的言语,好象是个黑道上的人;他大约把我当成了他的同类,再三忠告我不要再往前走。

  我仍在车站徘徊。

突然,一幕惨剧在我眼前发生:一节载牛的车厢上下来一个农民——也许是押车的——走在铁轨上;迎面驶来一节火车头。 他来不及闪避,也许是惊呆了不能动弹,车头从他身上碾过去。 狂啸的火车头,浓浓的蒸汽,我看不清他被碾的身子,也不敢走近去看。 但就在相撞的一刹那,他的一只鞋飞了起来,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,落了下来,却是我看得清清楚楚,也就作为定格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跟他同来的另一个农民惊吓得一边来回走,一边不停口地说:“这可怎么好!这可怎么好!”不再会说别的话。

  连受这两个刺激,我几乎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。

但是回去吗?被关押劳动的父亲、重病的母亲、被天天逼迫下乡的妹妹,我怎么给他们一个交代?不行,不能半途而废。 于是我连夜扒车,到了西安。

是夜,在公园一个长凳睡了一宿。 清晨,我起来迎着朝霞走,觉得自己又恢复过来了。   继续扒车,终于到了堂兄家。 孰知他的境况也不妙。 他成份不好,结婚又拉了一屁股债,老丈人是个右派,在农场劳动。

他想帮忙但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  住了十来天,跑了不少地方,终无结果。 这时接到妹妹的信,说这边若无结果速回,她被逼得没有办法,最近就得下去。

同时寄来六十块钱——这几乎是母亲一个月的工资——是给我回去作路费的。

  但我还是决定扒车回去。

这次不顺原路走,而从包头、张家口到北京,再回家。

在宁夏结识了一个美专的学生,他得知我的打算后说,北京管得很严,没介绍信根本不让呆,他有个朋友家在北京,是个女大学生,分配到宁夏建设兵团劳动,因病回家治疗,我可以到她住。

他给我写了一封信。

  我走了。 堂兄送我到车站。 我给他五十块钱,他不要,说让我作路费。 我说我扒车扒惯了,还是扒车吧!他也困难的,留着用。 推辞再三,他最后收了,流着泪。

我没有流泪,好象也没有什么情感的波澜,只是考虑着马上还有一长段艰难的历程要对付——我的心肠已经很硬了。   这是四、五月间。 我穿着一件小薄棉袄,外套一件雨衣躺在一个大机器的下面。

塞北刺骨的寒风夹裹着轰隆轰隆的车轮声不断地向我袭来,使我在瞌睡中又屡屡被冻醒,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。

  待到天明,车停了。 有人上车检查,见我穿着绿雨衣坐着,遂说:“哦,解放军!”又下去了,他因为我是押车的。

  这趟车一直扒到张家口,我下了——要是到北京,被车站的人抓住的危险性就大得多。

我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慢车票继续我的旅程。   我找到了美专学生的朋友家,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,简称全总干校。 她家三人,母亲、妹妹、她。

父亲已去世。 她还有个哥哥在总参,她的病就在总参医院治。 病很怪,四肢渐渐不能动了。   她人长得不错,待我也很好,像大姐姐。 她还把她对象的照片给我看,跟她一个兵团。

我觉得那人长得不怎么样,似乎不配她。

她妹妹年龄跟我相仿,但未下乡,在工厂上班。   我到她家的当天她们母女三人就逼着我打麻将——三缺一嘛!当然是不赌钱的,打着好玩。 我在她家打了三天三夜麻将,有空就打,再不干别的事。 打麻将确实有瘾。 我由什么都不会到什么都会了:不仅知道“和”,还知道什么是一条青龙、一条混龙。 这三天无忧无虑,十分快活。   没有不散的筵席。

我终于告别了她们母女三人,在北京站买票沿京广线坐了一小站下车,又乘夜扒车,轰隆轰隆一直坐到江岸车站。   回农村后我还给这位大姐写过几封信。 她回过我两封。 最后一封离前一封的时间颇长。

信中说,她因病情加重,四肢几乎完全不能动,所以不能写信,请我原谅;现在稍好一点,才回信。 字体歪歪扭扭,似小孩所书。

我看后感概良久。

  自那以来四十年,再没有摸过麻将。

到现在连麻将怎么个打法都不复记忆了,可谓落后于时代远矣!不知为什么,就是不想打。   不知大姐是否还在人世;如在,也应是六十好几的人了。

  若能再见她们母女三人,我愿重开牌戒,同她们再打个三天三夜!  写于2010年。